暴力就是力量:从进化和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暴力

徐瑾当我们谈论文明的时候,总是看到其灿烂光明的一面;而当我们谈论社会的时候,也更多聚焦于发展与进步。

事实上,人类社会很多选择并不是出于积极的争取,而是被动的约束,很多要素并非是善良,却塑造了人类组织诸多形貌,就像战争之于文明的催化作用,自利之于市场反而构成其机制,从这个意义看暴力之于社会,其实也具有重要的触媒。

当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这一点,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与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的研究可谓其中佼佼者,两人所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与暴力的阴影分别从人性以及社会层面论证了人类与暴力互相规训和迭代进化的历程。

人最暴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是青年,也不是壮年,按照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的证明证明,人类最暴力的阶段是两岁,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人如何变得暴力,而是人类如何变得不暴力了。

平克是语言学者,他看重人的心智,他认为心智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其结果来自大脑的进化过程。

人类使用暴力往往在感受威胁以及争夺利益名誉的时候,很少毫无计算的暴力。

我们天然有各种暴力倾向,但是天然有避免暴力的倾向,这些合力总体将人类引向合作与和平。

也正因此,人类社会暴力减少是总体趋势,这也说明往昔并非那么美好,当下并非那么堕落。

按照平克统计,被同类杀死是人类最大死因,人均暴力率在现代社会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仅仅从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转向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这一过程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随后的历史变迁以及启蒙运动等带来的文明进程,也是暴力在逐步降低,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10-50倍。

通过研究暴力,减少暴力的方向也在逐步呈现。

平克从心智角度出发,认为心智这一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既然由大脑实现,同时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如果要减少暴力,应该是辨识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人类暴力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规训和进化结合的结果,历史与社会的变化也进入人性的心智。

很大程度上,暴力降低很大源自人类摆脱了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霍布斯世界”,这源自暴力的集中,也是国家与利维坦的诞生,但正如平克直觉发现了利维坦的两面性“至于暴力,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国家解决了一个老问题,但又制造了一个新问题。

人民固然不再经常地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和贪官污吏们攥在手心里。

”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平克认为人类还要再等上几千年,不过诺思等人的思考则试图解决第二个问题。

可见,文明基本上是人的暴力本能,如何被垄断被集中被管理的故事,只是经济学家过去没有足够认识,诺思的贡献则填补这一空白。

诺思等人所著暴力的阴影、暴力与社会秩序将人类社会转型路径置于暴力的审视之下,指出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权力等组织集体塑造了暴力,对于暴力的使用控制与激励,构成了人类社会变迁的互动逻辑。

古典经济学认为,聚集在一起构成部落乃至于现代社会,更多动机是出于发展,诺思从历史以及政治视角来切入,揭示人类一万年以来的历史,首先是解决暴力问题,其次才是发展问题。

暴力部分是人类天性,但暴力的使用往往又需要情景,也往往被各类组织和机构鼓噪。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约瑟夫•瓦利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巴里•R.温格斯特是诺思的合作者,他们合作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即他们将暴力问题置身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背后,其实是暴力如何被约束或者说垄断的进程。

这一过程中,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在历史分析之前,如何从有限准入秩序跨进开放准入秩序?诺思等人提出有3个临界条件:第一是建立精英层面的法治;其次是支持永续的公共或者私人精英组织,这包含政府;最后是将暴力能力的组织,如警察与军队集中在政治控制下。

这三点目标其实都是精英间非人格化关系的前提,而所谓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权利从精英逐渐向下衍生到一般人的过程。

以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型为例,其租金分配规则日益非人格化,典型就是山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韩国,进口许可证和补贴信贷的分配就做到了主要依据企业的出口表现,而不是依赖于与政府关系。

诺思的框架比起经济学框架更为丰满立体,但目前这个框架显然谈不上完美,一些历史细节值得推敲,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释力已经足够,而且更为难得是,诺思等人并没有为了清晰而忽略更为复杂的内核,例如在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人极力淡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诺思框架中显然分量不轻。

借助诺思的分析可知,中国还走在由限制进入社会到开放进入社会的艰难转折之中。

我曾经谈过,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两步:首先,占据统治权的支配联盟内部关系从人际化关系转化为非人际化关系,这需要施予精英人士内部的法治,也需要不依赖于个人的永久组织架构等要素;第二步,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权利得到保护的个人不断扩展其政治与经济组织,其间的竞争关系使得这种权利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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